居安思危

    在美国的时候，我们住在离纽约市区一个小时车程的林肯得尔镇（Lincolndale），明正在离家45分钟车程的白原市（White Plains）一家规模很小的创业公司SPAR担任软件工程师。这家公司专门运用数据库程序收集客户行销资料，再分析趋势与结果，提供给客户，作为行销上的参考。

    明正每天清晨六点就开着随时会“当车”的水星老爷车，经由弯弯曲曲的梭米尔公园道（Sawmill Park Way） 去上班，不到深夜不归。我在寂静的小木屋中摇着刚出生的儿子入睡，苦苦等候他平安回家。

    其间，我一边在纽约的Pace University继续修电脑课程，一边也在明正的公司打工。明正已经升为组长，我就在他的组里帮忙设计客户数据库，计算为每个客户分析行销效果所费的工时，作为向客户收费的依据。我还记得当时是用一种叫做Fortune的语言写的，如今趋势的员工大概很难相信，明正与我真的写过程序吧!尤其他们经常见到明正在实机展示自家产品时手忙脚乱，我更是经常碰到电脑的小毛病就束手无策，谁会相信我们也曾在程序领域浸淫过呢。

    夫妻一起上班，同进同出，合力捉弄同事，愚弄老板，日子其实渐入佳境，明正却在任职一年半后提出辞呈。毕业之初，软件工程师既热门又稀有，其实明正获得好几个工作机会，所以选择这家小公司，是为了得到与创业型老板共事的机会，可以学得多，看得广。明正很早就有创业的念头，他并不打算就此安居乐业。

    他想要学习其他新的领域，尤其是行销业务。但是在美国，黄面孔、英文又蹩脚的人，实在很难得到这种历练的机会。当时SPAR业务蒸蒸日上，明正又是唯一懂得关系型数据库的工程师，老板相当倚重，不肯放人；明正重情义，也不愿在将士用命时骤然离去，于是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与老板商谈。

    明正回到里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半工半读，仍替SPAR效命写程序，同时就近负责当时SPAR最大的客户——赫喜（Hershy）巧克力公司（也在宾州，离大学两小时车程）的一切业务。就这样，明正得以渐进的方式另谋出路，同时又得到经济上的保障；而SPAR则得以保住他的技术能力，又有专人就近照顾大客户，也是双赢的局面。我常常跟趋势的员工开玩笑说：“记住哦!一日老板，终生老板。”直到今天我们仍与SPAR的老板布朗夫妇保持相当美好的友谊。

    1980年9月，明正在里海大学攻读电脑博士，我带着八个月大的大儿子，也加入里海的电脑硕士课程，与他共同在电脑实验室中钻进钻出，等候一叠叠的电脑卡由实验室助理输入庞大的电脑后，跑出一长串的程序。

    充实忙碌地过了一年，明正又兴“创业不如归去”的念头。他虽然喜爱学术研究，自闯一番事业的梦想却总是蠢蠢欲动。“我们回台湾去创业吧!”他三番五次找我商量，我最讨厌学业半途而废，三番五次安抚拖延：“总得让我也拿个电脑硕士的学位吧!再不然也得当个博士夫人啊!”
有一天，他兴冲冲地拿着《纽约时报》征人广告指给我看：“惠普科技（Hewlett Packard）在美国招募拥有电脑背景的业务工程师回台湾就职呢!这正是我想要的呀!”看着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忽然想开了：“读完硕士或博士又如何？有梦就去追求吧!创业既是他决心要追求的梦想，不如早日回去圆梦。”

    想要创就一番事业，必得回到自己的土壤去生根。明正一向居安思危，他很怕在美国一旦生活安定之后，就会被房贷、健康保险及如何节税三件事所困，雄心壮志逐渐消磨殆尽。于是明正满怀壮志地前往加州，应征台湾惠普科技的业务工程师。他一直深信要创业，一定要从业务做起，了解客户，了解市场需求，才有机会把握并创造商机。而惠普公司一向以训练制度完善著称，入宝山一定不会空手归。

    我们决定搬回台北时，在美国的亲友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放弃两人的学位，放弃程序设计师在美国的大好前途，放弃三万美金年薪，巴巴的飞回台湾领60万台币的年薪，当个小业务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