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是最理性的打假人”

　　《新民周刊》：白岩松说，“打假就是一个真还是假，而不是道德跟人格的升级”，他希望你更理性一点，你觉得你理性吗?

　　方舟子：我可能是最理性的一个打假人，都是在讲事实、摆道理，没有哪句话是胡说的。白岩松这样说，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觉得我比白岩松更理性，而且我说话很谨慎，都是在讲事实、讲道理，不是泛泛而谈道德，不像白岩松，什么话都敢说，他才是真正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新民周刊》：现在，你有时候会有一些自我反省吗?这么多年来，你的打假，从来没出现过失误吗?

　　方舟子：第一，你说的经常要去反省的那种人，我觉得是心理还不够成熟，我认为我的心理已经足够成熟了，我比较慎重、理性，不会乱说话，不会信口开河，我性格是这样。

　　由我本人写文章的打假，有过一些细节的错误，但整个打错了的没有。我自己要出手，那肯定是很有把握的。但有时候在细节上也有可能搞错，我发现了，就赶快澄清、更正，道歉的也有，在新语丝上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由别人打的假，有个别是错了的，发现后我们马上更正，我们欢迎被打的人澄清，大部分是越澄清越糟糕，也有少部分人是把事情讲清楚了的。

　　所以，你看我在我微博上说，“方舟子没有兴趣听取关于为人处世的任何忠告”。经常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包括白岩松也是，很可笑!我又不是一个对人生还迷茫、对自己的做法还搞不清楚的小孩，需要你们告诉我怎么做，我都是这么大的人了，也有足够的成熟、自信了，而且不管在道德、学识上，我也不觉得他们那些人比我高明，我为什么需要听他们的忠告?!我又不需要有一个德育教授或顾问告诉我怎么为人处世。

　　《新民周刊》：有人说你打假的时候喜欢“扣帽子”，你怎么看?

　　方舟子：什么叫“扣帽子”?你把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扣到了别人的头上，叫“扣帽子”，比如一个老实人，你非要说他是骗子，这才叫“扣帽子”。如果说指出的是事实，你的大学本来就是“野鸡大学”，这不好听，但不叫“扣帽子”。

　　我以前喜欢引用鲁迅的话：说一个良家妇女是婊子，是骂人;说一个婊子是婊子，那不是骂人。

　　《新民周刊》：在生活中，你是一个喜欢较真的人吗?

　　方舟子：在学术上，涉及到重大的真假问题、事实真相时，我是较真的。但在生活中，我实际上是一个随和的人，不会去挑人家的刺。

　　《新民周刊》：从事学术打假10年，现在，你会有重复或疲惫的感觉吗?

　　方舟子：你说的重复，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每天都有一大堆人给新语丝投稿，我不能把这个平台关了，以后还是照这个惯性下去。实际上我本人主导的打假是越来越少了，一是我时间有限，二是我兴趣不在这里，我还是更喜欢去写科普、文史方面的文章。像唐骏事件，就是无意中碰上了，路见不平而已。

　　我没觉得累，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即使没有这种热点事件，我也要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来看这些来稿、举报，登之前还要做一些基本的核实，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义务劳动，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十年来就是这样。我们新语丝名声很好，质量把关很严，这种事情也没法交给别人干。

　　《新民周刊》：在中国，“方舟子现象”存在多年，你觉得你是一个另类吗?

　　方舟子：在中国人中，我属于另类。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都讲要以和为贵、不得罪人、做人要厚道，像我这样较真的、不怕得罪人的，还是比较少。就像鲁迅，也属于中国人中的另类一样。

　　“方舟子现象”之所以会存在，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造假实在太泛滥了，确实也需要有人出来打假，这种造假，该管的部门不管，那只能靠民间的力量来管一管了。国外也有类似我这样打假的人，他们很受尊敬，比如美国的打假人士史蒂芬·巴雷特，但他们可能没有我这样大的影响力，因为国外的假没有中国这么多，另外国外的监管机制也比较健全。

　　《新民周刊》：你现在还那么理想主义吗?

　　方舟子：理想主义加英雄主义，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笑)

　　《新民周刊》：像堂吉诃德?

　　方舟子：我不像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战风车，那是虚假的幻想;我是非常理性的人，不会有幻想。中国现实我是很了解的，我对学术打假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也不会很失望。

　　《新民周刊》：现在有人说你“刻薄”，你会怎么想?

　　方舟子：我觉得，对造假的人，尖锐地指出他的问题，那不叫刻薄。刻薄对应的是厚道，在生活中人的确是应该比较厚道，我对朋友不会刻薄，但涉及到真假、是非的问题，就应该不讲情面、只看是非。做人厚道要看对谁来说，对那些招摇撞骗的人厚道，就是对那些被他们骗的人不厚道。

　　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只要打假打下去，必然树敌会越来越多，而且打一个人，会牵扯到一大片，唐骏事件就是这样的。我不怕得罪人。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没必要为了争取别人而牺牲原则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