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版权体系适用于数码时代

　　10天以前我在日内瓦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讲过，我们必须有一个修改版权体系的流程，中国需要推动这种进程的发展，让这种法律能够在数码时代是有意义的。短期来讲我们需要鼓励大家，自愿地许可版权作品，显示出我们的尊重，同时更好地平衡版权规范。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共享8年前启动的项目，我们想用这个项目给作者提供一种简单的方式。让他们把所有权保留的模式变成保留某些权利的模式——有些权利保存在自己手里，其他权利让渡给观众。

　　我们做了一个网站，让他们可以进行选择，哪些版权是自由的，哪些可以保留。通过问一些简单问题来了解大家的想法，如果你允许演绎创作，你就允许演绎作者要采取同样的办法进行传播。这种许可通过不同的方式支持不同的生态圈，最自由的许可是要用我的作品就要提到我，这样就可以使创作出来的产品在不同的生态圈进行发展。作者提出“署名且不要用于商业目的”的要求，这更适合业余者的生态圈。如果是一种非商业使用的许可，可以设置一些条件赋予更多的权利。下面有一个链接，是说这个作品也可以进行商业许可，你可以去演绎，但是必须在业余的窗口中用同样的方法许可。这种最自由的许可方式可以支持三个不同生态圈的发展。

　　2006年《中国日报》报道，中国有了“知识共享”的项目，可以说这很重要。去年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件，某网站用“知识共享”许可了大量的电影，这就使得视频资料可以进行大范围传播。白宫也是用“知识共享”的许可提供给观众，使他能够自由的向公众进行材料开放。2009年我们看到许可的数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一共有3.5亿许可的课题，都受到了知识共享许可的保护。我们看到了传统许可方式的崩溃，同时也有了一种简单的许可方式，能够使人们支持分享型、共享型的科技经济。

　　几天前，比利时的一个法院判决说，当作品跟许可的使用方式不一样，这时版权法会保护作者，把版权的限制施加于作品之上。据我所见，中国在使用这种另类的许可方式时是能走在前面的，能够尊重更有个性的著作权。我们也需要变革法律，中国也需要推动创造性的思维。十天前我在日内瓦建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考虑建立一个“蓝天委员会”，就是在数码时代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制作框架。

　　版权制度首先要简单，如果法律要去制约15岁的人，但15岁的人看不懂，这样我们应该去重塑，使其简单化。

　　其次要高效，因为版权法是一种财务关系的制度，如果不能够很快知道到底谁拥有什么就会出现问题，因为版权并不要求进行注册和标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要恢复现代版的程序，在一定时间内需要采取注册或者标识手续，美国的唱片协会也支持这个想法。

　　第三，法律应该更有针对性，有选择地进行规制，要对专业和业余进行区别。各种不同的方式都在受到版权制度无效率的规制，某些领域需要进行强有力的保护，某些完全是在版权规制之外的，可以让业余人士重新进行混编。介于两者之间是比较难界定的，比如一个专业人士进行作品的重新缩混。

　　第四，法律应该是行之有效的，让艺术家能够得到回报。现在的制度还不能实现这种目标。

　　第五，法律应该是现实性的。比如说P2P文件的共享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有人说这是一种盗版行为。针对盗版行为的战争已经打了十年了，但还是失败了，并没有阻挡P2P文件的分享。有些“战争”可以说是毫无终结的希望的，这种仗怎么去打。是要罚得更狠吗?我们的想法是反过来的，打仗的目的是要取得和平，比如法定许可或者自愿的集体许可，它也能够实现版权制度的目的，也能够应对P2P的行为，我们需要去购买和平。有一个搞专利的团队，他们建议像药品专利一样，一个国家可以去付钱把GDP的一部分拿出来建立基金，用这些基金来鼓励创作。基金像购买药品专利一样为这些创作去付费，大家都可以拿来用，就不用考虑药品专一的许可费，可以尽情地制造，优化制造成本。美国把GDP的0.2%拿出来作为版权许可费，我们也可以这样做。通过抽样调查版权作品使用情况，把这部分的GDP在不同作品之间进行分配。怎么从本国公民处收付，这是本地化问题，现在还不需要讨论。如果一个国家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可以随意复制的，按照这种办法是可以实现的。国家只要是把GDP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奖励作者，让本国的作者尽情地复制，那就可以了。

　　知识共享许可是鼓励大家更注重版权，对人民有所要求的时候，人民才会对创作者有所尊重。我觉得这种对版权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在这方面回应是非常极端的，现在如果强迫中国接受一个比美国更极端的版权法，极端到你要逼着人们去照章行事，是不恰当的。过去几年中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这种强制都是不实用的。要尽可能的规范少一点，法律要规制的让平民老百姓都能听得懂。国家要做的是对法律不断进行更新，让人们觉得守法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去践踏法律。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自觉守法，不守法并不是说人性本恶，而是法律有问题，法律脱离了社会常识，太远了。

　　我们要认识到一个真理，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打不完的。如果十年前我们这样做了会有什么不同呢?第一，艺术家会更有钱，因为P2P的战争赢家是律师。第二，企业之间也会进行更多战争，他们一旦了解了规则是什么，就会在规则下面进行竞争。我们不会把一代人当作罪犯来处理，孩子们一旦被老师告知他们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他们会把这种观念内化，认为自己是罪犯。蓝天法则至少是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必须用这么多的时间。如果在北京来做，我们也可以叫做“北京公约第一期”。不管怎样，这是真正能够在数码时代形成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