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隐私权政策，不止是中国有缺陷，国外的互联网公司也有违例，比如Ebay曾不经任何程序将买家资料送给司法单位。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几乎是普遍现象，后者数量少得多，也容易得到明确修正，始终处在舆论和司法的良好监控下。此外，国外公司信奉的契约精神，也让隐私权避免成为财富积累的牺牲品。可在中国，护卫隐私权的有利条件在哪呢?

　　文章一开始，我们假设中国互联网也追求商业伦理，并能承担起维护隐私权的义务。通过互联网江湖和政策环境的分析，这个假设变得动摇起来。舆论习惯于将腾讯这类企业定位为公共媒体，从而推导出服膺公益的结论。这个逻辑与事实相违背。这不仅在于网络公司要在江湖沉浮，也不仅因为网络大环境的干预，而在于包括隐私权的商业伦理并非中国网络公司的目标。

　　不能认为网络公司拥有庞大用户群，就得出它们必然会进一步扩大公共利益的推断。现阶段，中国网络公司追求的仍是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公共”价值。3Q大战后，有评论建议审查腾讯的垄断地位，分而拆之。先不说分拆的阻力会有多大，在现时，反垄断的号角往往被新垄断用来制造舆情。只要江湖依旧，一个寡头被分解后，不过是成全更多阴谋家的狂欢。

　　也有人将3Q大战解读为制衡之战，未免乐观地无视江湖诡谲。流氓打架不存在什么制衡，图的只是争地盘和求合谋。确实，本土网络公司从制衡外国公司的主导政策中壮大。可随着它们坐大，就开始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剪除异己，所行的是致别人于死地，而不是真的制衡。不要忘记此地网络的范围，网络公司从来就不是规则的制订者，谈制衡无异于缘木求鱼。

　　不能再对网络公司抱有幻想，不必索求它们不会供应的东西。在一个仍有选择的局域网络内，用户要捍卫自身利益，主动抛弃可疑的公司及其服务。要清楚，互联网江湖中，并非只有机构和资本家握有权杖，用户绝非真的无力。江湖如此不堪，商业伦理晦暗不明，用户是时候该觉醒了。指望公司自律或机制调节都不靠谱，用户就该另辟蹊径，不要再让自己的权利继续沉睡。

　　当然，用户对隐私权的感知是有差异的。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奥尔森给出的依据，隐私权作为一个公共目标，所有用户对获得这一集体利益有着共同兴趣，但他们对获得这一集体利益要付出的成本却没有共同兴趣。互联网商业伦理实际上面临着两方面的消解力量：一是公司机构自私自利、忽视用户的集体行动，二是用户群里分化的个人行动，不是所有人都想着挣脱。

　　在这样的情况下，用户究竟是3Q大战的人质还是帮凶，界限不是那么清晰。消极等待别人为自己争取权利，也有危险。那就是，只要隐私权未能列入公司机构的目标清单，互联网商业伦理就不可能真正确立，机构的妄为还会来袭。或许消极用户对此并不敏感，可也充任了不道德商业行为的营养基。这不是道德大棒(消极用户也可以拿这个说法为自己开脱)，这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