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从日本回来后，谢寒霜就搬离了唐家岭，在网上找了清华东门附近的两室一厅，与一个陌生人合租。“只要有了点基础，肯定会对唐家岭的条件感到不满。”谢寒霜当时在唐家岭住的是平房，一下雨，地板砖缝里就开始往外渗水，有次遇上暴雨，外面一边下着雨，他一边在屋里拖地。屋子里则是冬天冷、夏天热。“现在回忆起来，唐家岭好像一直在不停地拆房子、盖房子，两层拆了盖三层，三层上面加四层，越盖越像炮楼。”谢寒霜说，盖房子用的都是旧砖块、劣质水泥，全是豆腐渣工程。

　　2008过完春节，他给家里留了一张3万元的存折，那是他一年的积蓄。怕父母不要，他就先把存折放在了柜子里，到了北京才打电话告诉父亲。这时他每月已经有3000元的固定收入，谁知几个月后的一场金融危机又让他乱了方寸。

　　9月，谢寒霜忽然发现公司少了十几个工位，原本40多个人的大办公室顿时显得稀疏了，连前台都走了一个。第二天，谢寒霜才知道日本受到金融危机强烈冲击，公司的很多新项目都流产了。很快，他就接到了群发邮件，公司宣布整体降薪，按照日企的一般原则，普通员工降 20%，领导层降40%。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这一年多的时间，公司靠一些小项目来维持，以前那种一做两年的大单，再也没见过。直到今天，公司也没缓过劲来。去年年底，谢寒霜搬去了肖家河，重新回归“蚁族”行列，“工资2000多元，就租不起1200元的房子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2009年软件外包服务出口24亿美元，同比虽有15%的增长，增速却比上年低了86 个百分点。去年软件外包服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明显，出口增速逐季下降，其中对日外包下降较多。

　　来北京3年了，谢寒霜依然迷失，工作没有想象中“IT白领”的风光，收入不上不下，行业前景不明朗，职业发展又有太多的不可知。在居高不下的房价面前，他这一整年都在盘算着要不要离开。“石家庄可能是我最后的退路，毕竟那里有个家，北京只有个暂住处。”

　　蓝领泛滥

　　狄群在新公司已经超过一年了，技术变化很快，公司现在接到的活儿，都已经是基于诺基亚Maemo平台的项目。不过他发现程序员也远没想象中有意思，“很多时候也是抄抄贴贴，更多是个熟练工。”

　　其实，市场上并不缺乏狄群这样的基础工程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战略合作部资深总监申元庆表示，中国目前软件外包行业的“人才金字塔”状况显现出一种“塔基坚实、塔身断层、塔顶不全”的失衡模式，目前的人才断层断在“塔身”。根据微软中国外包事业中心高级项目经理王帅的研究，目前中国外包公司的中层领导者占全体员工的5%，这就意味着一个项目经理要带领19个工程师实施项目，但从国际经验看，比较理想的比例应该在 1∶5。

　　对自己的收入，狄群依然是一脸不满。虽然涨过一次工资，加了1000块钱，但现在连公司都挣不到什么钱。

　　有数据显示，中国软件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7%～8%，而在美国，其产品型的软件企业的利润率超过了50%。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左春认为，中国软件业的最大弊病在于行业集中度过低，“成千上万的小公司，多低的价都敢报，外包企业的利润率更是低得没法看。”

　　现阶段，中国大多数外包服务企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从事低层次的编码和测试工作。有专家指出，中国外包企业如果不能提升能力，发展中高端业务，不仅程序员的价值不能得到提升，中国的软件外包整体竞争力也会下降。

　　涨了工资之后，他就搬离了唐家岭，在回龙观找了一套单元房，小区很新，绿化做得很好，偶尔赶上天气好，他和女朋友还会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房租比唐家岭贵一些，但每天走路就可以到城铁站，不用再挤公交车了。

　　有时候，狄群会怀念以前做销售的状态，只要签了单，不论钱多少，在公司都像明星一样。“三年了，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狄群有些自嘲，也有些无奈。无奈的是，他也不知道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谁来拯救“蚁族”?

　　两会开幕前，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张礼慧、严琦来到了北京北五环外的唐家岭，她们被“蚁族”感动到落泪。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群体，正承受着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他们拥有高学历和热门专业优势，却从未体现在收入上。他们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对大城市紧张、压抑的生活的感到厌倦，却很难再回到生活安逸、缺少机会的家乡。他们对短期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强烈不满，却对长远发展寄予厚望，甚至盲目憧憬。

　　在唐家岭这些“高知贫民村”的背后，是高速发展的中国IT产业，它赋予了“蚁族”生存的土壤，也承载着大量新生 IT“蚁族”对未来的希望。“蚁族”和IT之间，前者成就了后者，后者拿什么“拯救”前者?

　　考验政府水平

　　“如果在城市化变革中，‘蚁族’现象只是短时间的、局部的，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的观点。葛剑雄问：“蚁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全国符合“蚁族”标准的到底有多少人?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继宏早在蚁族一书出版时就对廉思的调查提出过质疑。在《荒唐的“蚁族”调查》一文中，李教授言辞激烈，认为“蚁族”调查的定义不科学、抽样方式不准确，分析方法更是违反基本统计学原理，进而对作者廉思的调查初衷提出了质疑。

　　抛开细节不谈，“大学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定义显然够不上严格的社会学群体概念。相信每一个走出校门的80后在听到这个概念时，都会有种疑惑： “我也是蚁族吗?”这也是人们对蚁族的态度迥异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李继宏教授还提出： “如果当权者参考这些错误百出的成果来施政，结局肯定是令人担忧的。”据记者调查，目前租住在唐家岭的“蚁族”们对拆迁有较为普遍的抵触情绪，如果海淀区政府是出于改善“蚁族”生活条件做出的拆迁决定，那就很可能成为好心办坏事了。

　　其实“蚁族”这一现象反映出的是种种原因之下，当代80后对自我前途的一种普遍迷失。这是一个难以用社会学变量界定的群体，按照葛剑雄教授的观点，却值得“大惊小怪”一番，因为迷失的状态不是短时间的、局部的，而是长期的、普遍的。

　　政府想对“蚁族”直接进行帮扶、救助非常困难。试想如果有一天针对“蚁族”提供了廉租房，那么资格该如何认定呢?如果仅凭借大学生、低收入这两个简单标准，难道今年全国630万大学毕业生到了北京，也几乎人人都可以去申请了?

　　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发展解决。不能作壁上观，任由“蚁族”们自生自灭，而是必须回归产业。

　　考问企业责任

　　在“蚁族”成为各大媒体焦点，630万大学生一脸茫然的同时，东南沿海却一工难求，中西部劳务输出地也频频告急。农民工有人抢，大学生却没人要，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调结构、产业升级的老问题了。只有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才能有需求和能力吸纳更多大学生等高素质人才进来，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更上一台阶，大学生的待遇生活条件等自然也得到提高。

　　而在现阶段调结构的过程中，像软件服务外包这种集知识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于一身的产业尤其应该重点关注，它能够对大学生就业形成直接拉动。从这个角度讲，无论埃森哲还是文思创新都值得尊敬，像文思创新这样的公司，只有极低的利润，却为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提供了白领岗位。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说过，“中国大学生现在找不到工作本质上是中国服务行业不发达，当一个国家知识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服务产业作为支撑，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就会存在问题。”

　　因此，唐家岭的5万“蚁族”可能仅仅是个开始。大学生不可能像农民工一样涌向低端制造业，而中国的金融业还没有发达到美国的程度。这意味着，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靠内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必须进入在全世界找工作的时代，中国的企业必须向华为学习，以国际视野向全球要饭吃，为本土的员工向世界要工作。

　　大学同专业、同寝室的两人，能力相差无几。毕业3年后，一个已经成长为华为一名年薪20万的海外项目主管，另一个却还做着月薪3000元的小网管，“精英”还是“蚁族”，差别就在平台上。

　　背靠内需的大蛋糕，在生存无忧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需要扛起产业报国的大旗，去拓展海外市场的勇气，而这背后正是一份沉甸甸的企业社会责任。

　　评 论

　　拆不掉的“唐家岭”

　　唐家岭要拆了。

　　去年年底开始，这个消息从流言到慢慢变得确实。虽然直到今天，这里的房主们为了自家的生意还在闪烁其辞： 一两年拆不了，可住户们已经开始计划着撤离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拆了现在的唐家岭，建了所谓的白领公寓，并不能把这里的“蚁族”变成白领，而只会造就出第二个“唐家岭”，甚至许许多多个小“唐家岭”。

　　“‘蚁族’问题50年代就有，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政协委员陈道明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对“蚁族”现象的看法。陈道明说这番话的良好初衷毋庸置疑，他只是想鼓励“蚁族”们相信： 这种困难的日子大家都经历过，很快就会好起来。

　　但是这种看法本身却值得商榷： 不能因为同样是年轻人，又同样面临着艰苦的环境就说这个问题以前也有。试问哪一个国家、哪每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年轻的考验?如果上面的逻辑成立，就完全可以说： 每一个经历过客观条件考验的人都当过“蚁族”。如此一来，蚁族的范围就可以拓展到无限远。想想西汉凿壁偷光的匡衡、不断挑战生命极限的贝多芬，能说他们都是“蚁族”吗?

　　从“年轻人艰苦奋斗”的角度讲，“蚁族”确实是一个老现象，但它同时也是新问题。认清这一问题，必须跳出现象到背后去找原因，最关键的是要了解“蚁族”们的内心。

　　“蚁族”最大的问题是生活质量差、工作强度大吗?

　　据记者观察，“蚁族”们对这些问题只是偶有抱怨，他们都清楚生活环境和生活成本之间的正比关系，甚至在大多数人心中，对在唐家岭有强烈满足感，甚至是幸运，四五百元就能在单位附近有一个单间，这不是所有在北京城里工作的80后都能享受的。

　　姑且把“蚁族”的工作简单地分为与人打交道(如销售)和与物打交道(如技术)的话，第一种人承认自己辛苦，但与此同时，他们往往表现出的比同龄人更多的自信，而且工作时间越长，乐观、淡定的特征就越明显。至于第二种人，由于他们的加班时间与收入直接关联，有时候甚至是他们想加班，单位却不给机会。记者在采访中碰上了好几个一下班就用玩网游打发时间的“蚁族”，逍遥程度令人艳羡。话说回来，如果直接拿一个农民工的工作来衡量辛苦程度，“蚁族”无一能出其右。

　　事实上，“蚁族”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上。

　　一个人，辛辛苦苦十几年，从小到大被灌输的全是“大学生活多美好，城市生活多斑斓，高等学历多荣耀，IT人士多有钱”。谁知一毕业，现实扑面而来，发现“大学很空虚，城市很拥挤，学历很没用，IT很难混”。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每个人都面临价值观重建。而广大的“蚁族”们被编织了太多的梦想，现实却与之相距遥远。在这一点上，“蚁族”比传统的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还要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