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蚁族面临的选择：坚守还是逃离?(新浪科技配图)

　　2010年3月4日，下午6点，北京。

　　手机系统程序员狄群揉了揉双眼，收起电脑，准备下班。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穿好外套，脑中顿已有了“旅行路线”： 公司在国贸，他在回龙观租房，两地相距27.5公里，乘坐地铁1.5小时，公交车这个时间点要4小时以上。

　　软件外包工程师谢寒霜已经坐在651路公交车上，目的地是西北方向的肖家河，那里有间300块钱一个月的平房，是他在北京的家。在晃晃悠悠的公交车上，他想着今天的晚饭是到路口的成都小吃要一碗鱼香肉丝盖饭，还是到楼下的山西面馆去吃刀削面。

　　此时，在距离北京986公里的安徽利辛县城，26岁的刘亮正在大街上找网吧。在这个有名的优异贫困县，网吧这种 “高科技的玩意”似乎并不好找。他想查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成绩，还想看看安徽省的公务员考试是不是开始报名了。在回到安徽老家之前，刘亮是一只“沪蚁”，白天在上海徐家汇的百脑汇卖电脑，晚上蜗居在4平米的“格子”里过夜。

　　2006年，谢寒霜、狄群、刘亮相继从大学毕业后进入IT行业，谢寒霜做技术，刘亮做销售，狄群则既做过技术又做过销售。20年前，大学生是“天之骄子”; 10年前，做技术、卖电脑的叫“IT精英”; 如今，他们只有一个身份——“蚁族”。

　　“寻梦”北京

　　2009年末，青年学者廉思定义了“蚁族”这样一个群体名称，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从名称可以看出这一群体的三大典型特征： 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廉思认为，以教育背景为门槛把北漂划出一部分，可以提醒社会注意这一生活在大都市边缘，数量还在不断膨胀的群体。

　　廉思和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的蚁族现象进行了调研，并于2009年底出版了一份29万字的《蚁族——大学生聚居村实录》。在这本书以及各大媒体的报道中，谢寒霜惊奇地发现，与自己相似经历的年轻人竟然这么多。而唐家岭、肖家河、小月河、马连洼这些地方，现在都被称为“大学生聚居村”。

　　从谢寒霜现在租住的肖家河再往北走10公里，就是现今闻名遐迩的唐家岭，这个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村庄，如今已经聚集了5万以上的外来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工作不满5年的大学毕业生。

　　刚到北京时，谢寒霜就住在唐家岭。2006年8月，他从石家庄一所二本院校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工作却始终没有着落。一天，有个亲戚告诉他，大连的软件外包行业很火，建议他过去试试。

　　当时，软通动力正筹划着进军日本外包市场，在大连办了一个“对日软件外包”培训班，只要培训合格就可以成为公司的正式员工。谢寒霜觉得机会确实不错，就交了8800元的学费。4个月的培训，主要内容是日语和一些针对大型服务器的程序设计，包括IBM RPG和Cobol语言。因为有工作压力，谢寒霜比在学校时“多了一千二百分的认真”。

　　后来，虽然他们中80%的人都通过了培训考核，但却被告知没有一个人能留在软通动力。因为直到他们培训完，软通动力也没能从日本接到外包项目。由于有约在先，软通动力承诺全力为他们推荐工作，不过大连没有机会了，他们必须去北京。

　　“蚁族”宿命

　　2007年初，谢寒霜背着一个大书包，揣着一张银行卡，坐了11个小时的硬座，从大连到了北京。一到北京站，一宿没睡的谢寒霜就被人领上了城铁，昏昏沉沉地换乘地铁和公交，到目的地时，已是中午。

　　在他面前的，就是唐家岭。

　　“这哪里算是北京啊，真是脏乱差!”回忆起当时所见，如同昨日： 狭小的街道上，车辆来回穿梭，裹起一团团的尘土; 街边是各种各样的小店，有的店招牌已经挂了很久，随风摇摇欲坠; 租房的小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目力所及的墙壁，抬起头，还是大大的广告牌，写着“招租”二字。谢寒霜没走几步路，不知从哪儿飘来的一个白色塑料袋缠在了脚底。

　　在蜿蜒的小巷子里绕了五分钟，来到他未来的屋子里，谢寒霜一下就愣住了——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张上下铺，其它的摆设都没有。这样的一间房，每月的房租是280元，他和一起来北京的同学平摊。简陋的居住环境意味着低廉的生活成本。录用他的是一家IT公司，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这么点钱，我只能住在唐家岭。”于是，谢寒霜开始了自己在北京的“蚁族”生活。

　　几个月后，狄群也搬进了唐家岭，他毕业于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学的是经济。为了当时的女朋友，狄群决定留在北京工作。他惊奇于“北京还有性价比这么高的地方”，三四百元就有一个单间，三五块钱就能填饱肚子，18块钱就能吃上一顿自助羊肉火锅。

　　和谢寒霜一样，学校和专业也让他在求职时四处碰壁。“我们这些人，似乎一毕业就注定了要当蚁族。”这是谢寒霜和狄群共同的无奈。

　　“蜗居”IT

　　“如果不是因为靠近上地软件园，唐家岭不可能变成这么大规模的聚居村，”谢寒霜说。其实，大多数蚁族选择唐家岭的首要原因是“上班方便”，其次才是“房租便宜”，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基本都在上地和中关村地区。

　　谢寒霜在北京找工作的过程很顺利，面试的第一家公司就接收了他。“软通动力推荐的公司还算‘靠谱’，SJC算是当时对日外包实力较强的公司之一。”

　　而在《计算机世界》记者对蚁族群体进行的访谈中，虽然被访者在大学的专业五花八门，从事的工作类型也不尽相同，但大多数都与IT产业有关联，要么身在IT类公司，要么从事IT类的技术工作。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茫茫“蚁族”甘心“蜗居”在IT产业中呢?

　　欲望的城市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这样归纳“蚁族”不能离开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原因——他们多为三流大学的毕业生，“大学教育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长了一点见识，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样的大学生缺乏核心竞争力，他们在就业时很难找到工作。”

　　“蚁族”们的家乡大多在乡村和非中心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十分有限，父母无权无势，回去基本很难出人头地。大学生无论是心理上还是体力上都难以接受蓝领工作，因此，找到底层的白领工作，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还是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对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大城市，IT产业最集中、用工量最大的就是北京。”IT职业教育专家金鹏这样分析，“上海是金融业中心，珠三角则是传统制造业聚集地，更需要技术工人而不是大学生”。在《计算机世界》记者的调查中也发现，虽然在上海、广州以及一些二级城市的大学城和郊区的城中村也有低收入大学毕业生存在，但他们的分布却较为分散，“大规模聚居”的特征并不明显。在北京，“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北部的海淀区和昌平区，在南部的丰台区、西部的石景山区、东部的通州区也有小范围的聚居现象，但从人口数量和集中度上讲，5万人的唐家岭可谓仅此一例。

　　“‘蚁族’聚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地和中关村。”《蚁族》一书副主编丁诚说。尤其是2009年，国务院批复设立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市批复在海淀区设立“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后，这里有以联想、用友、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两万余家，每年新产生创业企业3000家。

　　丁诚曾在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内做过调研，“这里聚居了20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超过10万，但适合低收入者居住的地方却屈指可数。根据《计算机世界》记者的调查，上地一套两居室的每月租金已经要3000元左右，往南就是寸土寸金的清华、北大、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在上地和中关村工作的“蚁族”们只能继续向北找住处，唐家岭、土井村的聚居状况就此形成。

　　唐家岭之所以迅速膨胀到今天的5万人，和上地附近的树村、马连洼、东北旺等城中村先后改造和拆迁不无关系，使其成为中关村软件园及上地信息产业基地附近的最后一个大型城中村。“从这一点上说，蚁族被发现还有很大的偶然性。”丁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