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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制造业迷局与出路

  科技博客网站TechCrunch撰稿人约翰·比格斯(John Biggs)撰文描述其在富士康所见所感,称富士康工厂事件备受关注,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大雇主,也不是因为它滥用了手头的权力。它至少是一面镜子,预示制造业的未来,同时它也很有可能去改善数以万计员工多年来的困苦生活。

  以下为文章全文:

  一开始,我还以为富士康深圳厂区树上的那些小鸟是假的。它们在枝头叫得如此的欢快婉转,以至于我差点以为这是富士康接待方为了迎接我而安装的扬声器——但这些鸟儿却真真切切地立于树梢,那是一群天堂鸟。

  这个厂区被命名为富士康城,是富士康在全世界所拥有的26个大大小小的工厂之一。它是由创始人郭台铭于1974年建立的,一开始只有几排厂房,占地也不过是3平方公里。但现在,它已经扩张成一个容纳着40多万工人的大型厂区,其中许多人都住在园区里类似于大学宿舍的建筑里。目前,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私营雇主,在西方人的脑海中,它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血行工厂;对于那些反对科技进步的人们来说,它就好像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里聚集着成千上万寻梦的年轻人。一些人是为了将来能够有一技之长;一些人只是为了从他们那个贫困的家乡逃脱出来;另外一些人则希望能够在中国快速发展而又混乱的经济中谋得更多财富,或是取得阶层地位的提高。他们就在这里,组装着我们的个人电脑、MP3播放器和路由器;在这里,他们还生产出了我们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照相机。

  在过去一年里,只有其他一位记者经过允许进入过富士康的大门,看到了工厂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会认为他们买了一些假鸟来粉饰太平的原因。有什么会比假树上的假鸟更能揭示出其中那密不可宣的破坏性力量呢?

  “那些鸟儿是真的吗?”我指着它们向我的向导提问,她是富士康方面从博雅公关公司聘请来的公关代表,旨在缓和平复西方世界对于富士康留下的恶劣印象。

  “什么?”她问道。

  “这些鸟儿,它们是真的吗?”就在我说话的那一刻,我注意到有一只小鸟掠过一个枝头飞到了另一个枝头。是的,它们是真的鸟儿。

  在确定过里面并没有阴谋诡计,富士康方面也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后,我开始观察起富士康城的真正状态,这就是一个制造东西的地方。不管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这个厂区的规模可算是大得惊人。厂区里面到处都是又宽又长的马路,沿着主干道我们可以通往富士康中心区商场,里面出售各种食品和杂物。中心建筑旁边还有裙楼,那是两家电子商店。其中一家是按照郭台铭的“万马奔腾电器超市”计划而打造的,也成为了富士康这个庞大计划中的“种子商店”,主要经营家电、通讯、数码产品。另外一家店则像一家超市,卖一些类电子和家具用品。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座用混凝土浇筑的红色大理石喷泉。一进到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理石球,它被围绕着它流动的水推着而一直不停地旋转。

  这样的会议地点、咖啡厅加上大街的排序布局对每一个在美国上过大学的人来说,都很亲切。街道和建筑物之间的小路两旁都树木葱郁,还有暗绿色的草坪点缀其中,草坪上也见不到那些不许人踏入的警告标志。整个厂区里所有的年轻人都步履匆匆。就算是在这座中国南部炎热的城市里,他们都穿着毛衣和牛仔裤。是的,这是因为车间里面都寒气逼人,低温能够保护工人们手头组装的各种电子产品。即使有车辆从他们中间经过,他们也依然若无其事地散着步。这里是他们的地盘。

  我们先来到了职工援助中心。在这栋楼里,员工休息室下面是一个大的等候厅,几个员工静静地打着盹。这里有一整排接待员,他们正在为需要帮助的员工们做检查。现场还有18位经过心理咨询培训的辅导员,以协助心理辅导。

  这里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办公室开设了一个电话热线,员工可以通过它来报告问题或是闲聊一些个人关心的事物。还有一些独立的房间,里面都坐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健康专家,为员工提供心理咨询。这是富士康提供给所有员工的福利,尽管电话热线一直在响个不停,但等候厅里的人还是寥寥无几。

  为我做向导的公关代表说道:“任何对家庭或其他人际关系有不满的员工都可以在这里寻求帮助。”

  2002年,富士康为工人开设了一些网吧,里面密布着一些电脑和躺椅,同时也有一些小包间以供夫妻和那些希望能在安静环境下与家人联系的工人使用。在这些网吧里还能够播放电影,而且员工可以在这里看会儿书或是打个小盹。不过,从大部分在使用着的显示器可以看出来,更多人是在玩电子游戏和看电视。

  职工宿舍有一些供四位男性或女性居住的房间,每个房间有一个能让人吸烟的封闭阳台。我看到一个房间里鞋子都被堆放在阳台下的架子上,其中还包括一些书,关于管理、微积分、大学英语和经济学等等,密密挨挨地挤在一起。看起来,这就像是个大学宿舍,只是比起大学宿舍,它好像少了一些乐趣。里面没有任何娱乐的物件,有的只是一些生活必需品。

  自从过去两年间层出不穷的员工自杀事件以来,该公司正在改变他们对工人采取的家长式管理态度,并向员工提供援助,而不只是派发任务。十多年以来,工人们的吃与睡都在这个厂区里。他们基本不离开这个园子,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被关在这里,而是因为厂区的周边非常单调荒凉。在劳累工作一天之后骑自行车到深圳市区可是一个颇为艰巨的任务。也正是因此,富士康便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

  “在我们做过一次员工调查,并发现许多年轻人都重视自由度之后,我们便开始改变,”富士康总裁特别助理及新兴零售业务主管路易斯·吴(LOUIS WOO)说道。他是一位取得了斯坦福大学工程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一直以来,CEO都指派他去与外国媒体打交道,这并不是一份令他津津乐道的工作,但他还是沉着应对。

  “我认为,在过去,我们比较倾向于全面化的管理:我们为员工准备一日三餐,我们为员工打理住房,我们会照管一切。所以,这便意味着员工的生活统一由公司来安排。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开始意识到人与人是不同的,而且不管我们过去对员工照料得有多好,其实这可能都不是年轻新一代所需要的。”

  围绕富士康城的外围区域也在逐步发展。开始有了小餐馆,同时也构建了可供工人居住的新公寓楼。工人们也开始有了闲暇时的去处以及可消遣的活动。此外,在员工宿舍楼的楼下,富士康还修建了一些游泳池,可我却打听到游泳并不是很流行的活动,即使是在周末的时候。在厂区的宿舍大厅和娱乐中心里,我也只看到有几个上夜班归来的员工在徘徊。对大多人而言,白天都是用来睡觉的,为晚上的倒班而养精蓄锐。是的,这样的生活对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可谓惨淡无比,但对他们这些工人而言,这就是生活。

  为了缓和工人们的劳累程度,富士康给这些平均一个月能挣到1300元或是240美元的工人们加了一部分津贴,作为住在园区外的一些贴补。

  “在与员工谈过话之后,我们允许他们住在自己想住的地方。如果员工想住在厂区以外,或是想去外面吃饭,都可以。”

  “年轻人喜欢和不同的人呆在一起,他们想与其他的人混住,他们希望自己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只困在这个园区里,”路易斯·吴表示。

  尽管我们后续还会讨论到这个工厂存在的问题,但我在工厂里漫步时还是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实,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就像我每次参观过的其他工厂一样,千篇一律。所有与中国制造业相关问题它都有,包括所有的人间惨剧,而悲伤也浮现在日复一日做着单调乏味工作的工人眼中。是的,这样的场景处处可见,至少从我一天观察的情况下来,我可以说,这是一个现代制造业中的工作炼狱。

  然后,便有了2010年富士康员工层出不穷的自杀事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14个年轻的生命就此撒手人寰,这家“血汗工厂”吸引了世人所有的目光,人们在纷纷追问,惨剧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富士康方面则采取了3个应对措施:在员工宿舍安装防自杀防护网;要求员工签下“不得自杀”的保证书;并将员工工资从此前的940元每月轻微上调了一些。过年的一年里,关于富士康的纷纷扰扰好像都已经归于平静,人们没有看见媒体的进一步报道。我相信这可能令富士康管理层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慢慢地,该公司从这个公关噩梦的悲剧中走了出来,现在,他们也能够以一种平静且尊重的态度去面对这个悲剧。

  但那个防护网却还留在那里,这个“所谓的防患于未然”的保护设备旨在兜住那些跳楼的员工,每一栋楼上都悬挂着这些类似于渔网一样的东西。在第一批员工跳楼之后,这些网就已经挂起来了,尽管里面已满是落叶。这仿佛是一个严肃的警示,告诉我们,就算是金笼子,可人在里面关久了也会“困兽犹斗”。就像乔尔·约翰逊(Joel Johnson)在《连线》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所说的:

  “它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曾经有过那么一些人,他们徘徊在屋顶的边缘,俯视着种满了树木并有着游泳池和咖啡馆的园区,然后,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如果富士康在过去的5年里采取了行动,也许,惨剧就不会发生。几十年以来,这家公司依靠着广大没有其他技能的劳动力而生存,他们愿意长时间地工作,享受公司提供的免费住房,并处在一个只有三个广场的封闭式环境里,接受着家长式的管理。然而,娱乐产业的全球化及中国一直在蓬勃发展的经济使得中国工人的移动性已今非昔比。总会有另外一些工厂在找工人,它们也配备了网吧和厨房,或是更为干净整洁的园区环境。

  在中国制造业的长期演变中,过去的计件工作已发展为产品流水线,其中包括钟表业、家具制造业到工业革命中的方方面面,从乡村到城市,工业化的脚步越来越快。一个外来民工回忆起最糟糕的时期,那时候表现最差的员工出厂时都会佩戴着一个尴尬的标记牌,只要他或她毁坏了任何一个产品。如果现在富士康胆敢尝试这种非礼举措,肯定在几分钟之内,就会有几千部手机将这个镜头拍下来并发送到全世界。是的,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富士康身上,它也正在进步。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世界就是不公平的。像富士康这样的工厂本就不应该存在。不应该有任何理由,让员工每天十几个小时,每周六天站在机器前去生产那么一部iPad。但是,公平的说,在我们发出指责的时候,富士康也在改变。很显然,该公司并不期望自己永远只能是一家制造企业,同时也不期望它的员工得一直站在生产线旁边。事实是,真人工人已经走到了末路,等到富士康这些工厂开始用机器人取代真人员工时,其中产生的社会变化将会令人惊心动魄。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国防部的后勤处工作。我们会去参观他在哥伦布市的工作基地,他向我们展示仓库里退伍军人、平民与军事员工打成一片的火热场面,他们为世界各地的基地运送着零部件。在父亲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打印纸带的简单计算机过渡到使用有着复杂丰富功能的电脑。古老的人力操作方法慢慢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化系统。1979年他的仓库与如今的亚马逊(微博)现代航运设施相比,就好像本世纪初的英格兰计算器制造工厂之如富士康。

  富士康在经济领域中自有它的一席之地。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大雇主,也不是因为它滥用了手头的权力。它至少是一面镜子,向大家预示出制造业的未来,同时它也很有可能去改善数以万计员工多年来的困苦生活。我们不能忘记,它以低廉的价格为那些随时准备购买最新款产品的科技迷们提供着设备,它重新定义了人们想要创建一切的渴望。

  这座绿树成荫的园区隐藏不住秘密。制造业就是这么简单——将各种部件有条不紊地组装在一起,然后再运送到世界各地的销售点。我们也了解,其中并没有什么复杂之处,它只是单纯地将产品从一个海岸发送到另外一些海岸。

  富士康处于这一工业化进程的巅峰。这家公司早已聘请了中国一些最优秀人才来评估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使得工人工作得更有效率。一度,它是靠提供免费住房将工人困在工厂里面来实现。而现在,它得靠启发员工的创业精神、提供教育及园区外的膳食来达到这个目标。

  中国正在改变,富士康也是如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不管是产生一个庞大的、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还是回到黑暗的时代,它都与富士康和其他类似的工厂息息相关。前面的路还很长。

  富士康正在主动出击,它的眼光不只局限于利润丰厚的代工合同,它认为,除掉生产之外,自己应该会在销售这一块大有作为。与台湾的宏达电不同,富士康并不想创建自己的品牌。他们想成为一个销售渠道,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从中国的中产阶级手中赚得一些利润。

  然而,在这之前,是这座聚集着无数年轻工人的富士康城在生产那些令我们追捧不已的热门电子产品。这里没有秘密,鸟儿不是假的,我的文章也没有粉饰太平。这只是工业化的21世纪,每一座工厂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着他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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