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笔者无意为运营商垃圾短信治理辩护，也绝对的认为任何人都必须有免除垃圾短信骚扰的绝对权力。请不要对本文观点断章取义。我只是把他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弊病。

　　广州一位杨姓先生因垃圾短信骚扰，把当地运营商告上法庭之后，被当地运营商纳入了红名单，“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杨先生电话推销、发送广告短信“而所谓“红名单”，当地运营商的律师解释说”基本都是省市领导级别的人”。

　　于是评论和清仪一时众起，大有发现了运营商不法之勾当的宝贝，貌似这样的游戏规则在朗朗中华大地是第一次被曝光，义愤填膺，一时人声鼎沸。

　　其实诸君大可不必卖弄的如此单纯，这就像那些特供的食品，特供的烟酒，特别的道路行使权力，特别的作为中国人你永远都不可能走进去的特殊的地方乙方，你我其实都明白，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儿。

　　红名单也罢，黑名单也好，白名单也行，总之，只要有不平等的地方，就会有各种不平等的存在，应该鞭挞的并非是这些红名单黑名单的工具们，而应该是那些孕育这些工具的特权土壤。

　　当然，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人人有生而不平等，罔顾事实而呼吁理想主义的平等，虽然可以哗众取宠，却与解决问题无事于补，因为理想主义的解决方案在人世间就从来没有能够真正的实行过。

　　以市场经济的逻辑，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是服务好那些有钱人，只有服务好有钱人，企业才能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也才能有能力和富裕资本从事那些慈善事业，帮助没钱的人，从而间接的让有钱人服务没钱的人，这个逻辑是合理的，所以，如果运营商的红名单可以明码标价，只要任何人愿意付出一定成本都可以进入这个红名单，那么，我想，即使一些人由于经济条件局限性不能享受这种“省市领导”的待遇，也只能腹诽。

　　但是，问题就出在了这个运营商的红名单的运行，并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运行的，而是按照权力的大小运行的，即所谓“省市领导”们才有资格，其也明码标价，但是，标的是权力的价格。权力之大小和官阶之高低，是享受这个红名单的唯一标准。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在我们的国企中，这种让管理者满意，让领导满意的思维依然根深蒂固，这导致国企资源的实质性的双轨制：一些资源是按照权力价格分配，一些资源是按照市场经济价格分配。普通老百姓享受的是按照经济价格分配的资源，权贵阶层享受的是按照权力价格分配的资源，而事实往往是按照权力价格分配的资源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相比一般都是相去甚远，从而给了权贵资本寻租的空间。

　　这就是中国的国营企业所生存的大时代背景，也是运营商的红名单存在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国营企业的所有资源都按照权力价格分配模式进行配置，企业成本将是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有选择的服务号领导就成为政治理性的选择。

　　所以说，运营商的红名单的存在，绝不只是运营商这样的国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所独有的资源配置模式，可以说，中国的国企莫不一是。而红名单之所以令人愤怒，其本质来源是对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公的愤怒。

　　红名单，尴尬的绝不只是运营商，也不只是国企，而是退西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特权突土壤改良的困境。